师弟很不幸，也很幸运。因为他选择了离开北京。
或者说，他只能离开北京。
原来满满自信的他在经历了半年的求职后，一声叹息：留京不易！等到手里几乎没有OFFER在握的时候，他开始急了，这是怎么了？是自己不够优秀还是运气不好，抑或机会还没到？
等到经历一些打击之后，他顿悟到，原来我们学校的研究生也会找不到工作！原来有相对优势的男生找工作时也不是十拿九稳！
于是，他选择了离开，因为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西部明珠——成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人家可是求贤若渴，目前对他已经垂涎三尺。
在我托朋友帮忙打听之后，更加坚定了他目前“短视”的选择——离开北京。
无论从待遇还是生活来衡量，目前来看，后者都比前者要好，而且差距不小。从发展的角度看，“苟延残喘”留在北京，谁能保证自己将来就一定有所谓的“发展”？更何况，没有生存，何谈发展？我在北京还不是活得挺惨？房子的事情，敢想吗？谁想谁就是富二代、官二代，要不然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下一代！
更重要的是：我同学初衷就是想找个待遇不错的工作，较容易地过上有房有车、比较殷实富庶的小日子。成都难道还不是最好的选择吗？世界美食之都、少不入川的说法……实话，有时候我都在嫉妒他~~
所以我坚定地劝他说：去吧，去吧。好好混，回头我在四川也有人了。
但是，当我听说他明天就要走人的消息，心里不禁还是有不舍，就像他自己说“当我在整理行李准备离开的那一刻，心里突然一阵失落”。
但是，聚散离合，有舍有得，我只能祝福你：兄弟，一路走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波 初看起来，这更像是一部悬疑影片的序幕，而绝不像是那些在每天晚上的固定时间播报、充斥着枯燥冗长的外交辞令的国际新闻：一位受困于丑闻调查的前总统执拗地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纵使他的至亲之人也对此毫不知情。他在春意盎然的山路上平静地与栽种大蒜的农民交谈，以一种俗套的方式转移护卫人员的视线，以粉身碎骨的结局与那些萦绕在他身后的憧憧政治暗影道别，留在电脑中的遗言用看似平淡的语调表达了一种临别时刻的悲愤，不过显然并不足以完全解释笼罩在这起悲剧之上的重重疑云。

但现实政治本身总是比虚拟的故事更具有复杂性，再精妙的电影情节也无法揭示真实历史蕴涵的种种繁复奇谲的意义与可能。大韩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挣扎与蜕变、其现代化进程中潜藏的种种挑战与隐忧，在一瞬之间忽然为这场突兀的神秘事件折射出来。如果不考察这场将韩国带上新转折点的自杀事件暗含的诸多蕴意，我们就会错失一次窥视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民主化风险与前景的良机。

一

必须承认的是，对于韩国这个积淀了重重的历史负担与派系夙怨的东方国家而言，2002年－2008年在任的卢武铉代表了一种革命性的裂变，而这种转折的气质贯穿着卢武铉政治生涯的始终，甚至于这位历经坎坷的领导人的最后谢幕，都是以一种充满着诡异与惊奇的方式呈现的。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位出身底层社会的前总统都是一位颠覆既存秩序的局外人。他的根基牢牢地扎在乡土气息浓重的韩国南方的土壤中，连他最后的、被政府腐败调查打碎的人生希望，也只是退隐林泉，在书写、饮酒与田园生活中颐养天年。这与他的政治对手，同样有着寒微的背景却曾贵为韩国现代集团董事长的李明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缺乏后者在商界的显赫资本，不过这种欠缺本身却也是他借以获取政治支持的一种特质。

与那些军人、富家或者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韩国前任领导人不同，卢武铉的生涯完全是一部白手起家的个人奋斗史。他甚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过卢武铉并不为无钱读大学而苦恼，而是利用艰苦劳作之后的余闲，在建筑工地昏黄的灯光之下为获得进入司法界的通行证而苦读法律。他原本可以作为一位精明而冷漠的律师，在韩国日渐兴盛的城市中产阶级中获取一席之地。但1980年全斗焕军政府戕害左翼学生的“釜林事件”，却将这位风华正茂的律师的生命旅途撞入另一条轨道。看到那些学生的血肉之躯惨遭凌虐的场面，卢武铉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内心深处郁积的义愤感迸发出来，他由此变成了一位专以人权诉讼为业的律师，开始直言不讳地抨击全斗焕政府的专权与腐败，在万千电视观众的睽睽注视之下与家资万贯的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及政府高官做直接的辩驳。在一个为儒家文化所主宰的、民众对于政界与商界上层怀有天生的敬畏乃至惧怕的东方式社会里，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与煽惑力的创举。慷慨激昂的言辞与充满正义感而咄咄逼人的形象，开始为卢武铉赢得一支忠诚的支持者大军，也为他后来出人意料地取得大选胜利铺平了道路。

像在2006年的政变中被推翻的泰国前总统他信一样，卢武铉也是一位通过绝无瑕疵的民主选举上台，却为城市精英所不喜的争议性人物，其中的差别只不过在于他不拥有他信那样的庞大财富。虽然他在上任之后不久，便因被认为革新力度不够，而让许多有着相同贫寒背景的拥趸感到心灰意冷，但他特立独行的作风依旧为韩国政治局面带来了一股新的趋向。

二

也许是由于早年的贫寒经历使然，卢武铉的施政风格带有某种明显的民粹主义痕迹。他推崇清廉，摒弃韩国政坛长久以来的陋习，对于商界保持了一种漠然的疏离。卢武铉在内政上倡导向社会上的先天或后天的不幸者实行政策倾斜，在外交上则进一步抒发了韩国人特有的对美国爱恨交织的情绪。他熟练地使用互联网、博客等现代化的沟通工具，接近并迎合那些具备新式思维的年轻人，从中拔擢人才作为自己的辅弼。

像中国流行的“80后”、“90后”的称谓一样，那些作为卢武铉支持基础的年轻人被称为“386一代”。“386一代”将同样是在二战之后出生的卢武铉视为他们的旗帜，支持卢武铉的民间组织“爱卢会”，也基本上是由这些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在年龄上刚刚步入而立之年，在心理上则仍然留有青年期叛逆、激愤与理想主义的残余，虽然20世纪80年代全斗焕政府的高压政治使他们的少年时代充满压抑的回忆，但20世纪60年代他们出生时却正值朴正熙统治之下的经济繁荣年代，自小较为丰裕的家境使他们更富有民族自信力，彻底摆脱了日本殖民时代给其父辈留下的心理自卑与矮化的阴影。

对于整个韩国而言，美国势力的存在是它不得不面对的宿命，这件事也时常牵动韩国民众敏感的神经。美国在韩国的驻军，不时发生的性侵犯事件，以及美国在韩国历史上的历次政变与动乱中扮演的至今仍然成谜的角色，让韩国的普通民众耿耿于怀，充满猜忌。顺应这种情绪的卢武铉，与他的前任们相比，对于韩美关系似乎总是缺乏热情，宁愿前往平壤拜访金正日，而不愿在民众眼中被看作向美国卑躬屈节者。不过在东北亚险象环生的地缘政治情势之下，任何过度的反美主义都不会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派兵参加伊拉克战争、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行动表明，他在实质上并没有背离韩国立国以来的亲美作风。

卢武铉所代表的这股若隐若现的民粹主义倾向，似乎是某种地区性的大潮流的反映。近年来韩国、泰国、中国台湾地区，民粹主义的幽灵都有抬头的征兆。在东亚地区繁荣波浪之下悄然涌动的民粹主义暗流，或许将具有拉美民粹主义的躁狂性与危险性，但这并不抹煞它所具备的某种历史的必然性。无孔不入的、令所有人绝望的贫穷会产生教导人们安于现状的效果，而经济兴旺却贫富悬殊的场景则会激发一种天然的不平等感，这种情绪可能以一种颠覆性的、狂暴的形式释放。韩国在卢武铉的治下并没有遭遇这样的爆发，但在他突如其来的去世之后陡然增多的民众集会与暴力冲突的阴影，则似乎隐含着某些征兆。随着亚洲各国告别昔日的贫穷，民粹主义可能成为一股呈现升势而不会轻易退却的潮流，亚洲那些新兴的民主国家以及期待着拥抱民主的国家，也许必须对此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卢武铉选择的决绝的弃世方式，也许已隐晦地预示了这种民粹主义可能具备的暴烈性。

三

以大公无私自许的卢武铉，最终陷入韩国历届总统无不涉嫌的腐败的怪圈，身蹈凄惨的结局，这场悲剧从另一个维度上揭示了韩国民主潜藏的忧虑。其实，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年代里，西方人始终对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中的“优等生”的出众表现感到迷惑，这种感觉与他们对近年来中国的高速增长的茫然不解相映成趣。这些亚洲国家的实际表现违背了教科书中的理论。日本和韩国采取了西方式的选举机制，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坚守传统的模式，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它们取得傲视全球的发展成绩。

除了一段极其短暂的时间之外，日本政坛一直为自由民主党所牢牢把持。而日本政府在西方式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下，依然保持着东方式的国家统制经济模式。在二战之后的黄金年代里，日本岩浆迸发式的经济增长赢得了举世艳羡，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横扫千军，那些大学一毕业即进入通产省工作的技术官僚被西方人视为呼风唤雨、料事如神的巫师，以至于一些人开始对自由市场经济哲学本身的正确性发出质疑——不过这种怀疑论在后来随着日本经济陷入低迷时代便逐渐沉寂。

比较而言，韩国带给西方的惊奇要稍晚一些。它的经历与日本相比具有更多的波折与痛苦，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在崇拜希特勒的朴正熙将军的主持之下，通过斯大林式的五年计划，韩国竟然也向世界奉献了一场“汉城奇迹”，而这场奇迹的基石正是官商纠结的财阀体制。这样的经济治理机制在西方学者看来简直是愚昧的离经叛道，但事实证明，它确实没有影响韩国波澜壮阔的经济增长，不过严谨地讲，我们不能因这种体制与经济发展相伴，便在二者之间推论出必然的因果关系。

时至今日，韩国的财团仍是一种蒙着现代公司面纱的家族企业：三十家大财团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富，相互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持股与人事关系，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依旧是一种纸面上的假象。像日本的大公司一样，它们可以以极为低廉的成本从银行拿到大量的贷款，以至于在全斗焕执政的年代，银行就被嘲讽为“财阀的金库”。逻辑上而言，如此庞大的财团力量必定会对政治体系产生某种操控力，连号称“清廉先生”的前总统金泳三与贫民出身的卢武铉都先后不免涉嫌腐败，确是证实了这样的推断。

从李承晚的年代开始，不论是文人掌权还是武人秉政，财团给予政府大量政治献金，而政府则在信贷、融资、出口等政策上投桃报李，这一直是困扰韩国政治的痼疾。与此相关的疾患还有频发的营私舞弊丑闻，封建家臣式的任人唯亲的施政，以及充斥着门阀与地域利益倾向的政治派系。朴正熙、全斗焕等人以对财团的鼎力支持换取经济的发展成绩，为执政地位换取合法性，也为践踏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行为换取通行证。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之后，政商之间的链条变得隐秘，但其强韧度也许并没有降低。

从政治方面而言，韩国仍然处在与其漫长的威权主义传统的道别期。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卢武铉是被这种阴暗传统吞噬的又一位受害者。在民主化二十多年之后，韩国依然没有摆脱派别斗争的阴影：新政府将自身的合法性构建在对旧政府的彻底否定之上，这样的倾向或许部分解释了李明博政府为何对卢武铉穷追不舍。而卢武铉的自杀将为韩国自由派与保守派政治夙怨的循环报复画上句号，还是成为这场争斗新的引爆点，仍然有待判断，不过从现有的情势观察，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四

每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都会为其民主化进程留下深刻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卢武铉的自杀也许是一种具有文化意味的隐喻。一位政府官员为捍卫清誉或保护家人而不惜殒身以殉，这种激烈的做法似乎与现代政治在气质上完全不相契合，而更像是从东亚各国的古书中摘录出来的忠烈轶事。诸如此类超乎常情乃至匪夷所思的故事，由于在东亚各国的历史记载中过于频繁地出现，历来带有一种历史造神运动的嫌疑，但爆发在世人眼前的鲜活事件表明，我们有时过于低估价值观对人们行为的主宰力。一位以林肯为偶像的现代国家领导人选择儒家式的杀身成仁的解脱方式，凸显了东方传统残存的强大影响力，以及亚洲价值观与现代民主如何兼容的问题。

作为东亚国家的代表，韩国是当今世界诸多民主国家的一员。它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相对较为平稳的民主化，它的人均GDP已经可与葡萄牙、希腊等南欧国家比肩，它加入了号称“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它1988年在政治动荡中举办的奥运会赢得了全世界的惊叹与肯定，在那五年之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也被奉为史上最成功的一届。像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在城市面貌、民众装饰、年轻人的思维方式方面，它和西方国家几乎毫无差别。

但卢武铉之死诱发的政治动荡风险表明，韩国的民主仍然缺乏足够的韧性，一些突发事件就足以让它步履蹒跚，仿佛一辆华丽的列车依然行驶在恶劣的轨道之上，一点小沙粒就会带给它脱轨的危险。像对待泰国等国家一样，我们有时高估了它们的免疫力，忘记了它们在很多方面仍是民主的新生儿，仍需经历一个成熟的过程。除了拥有选举制度之外，它们仍需克服在政治结构、社会习惯乃至社会心理方面的种种障碍。它们需要培育健康的公民社会，为各阶层的利益博弈创造更具包容性的氛围。

虽然卢武铉之死带来的新闻价值，迅速地被朝鲜举行核试验的消息所淹没。但这一事件折射出来的政治价值与文化价值，始终值得人们深深铭记。卢武铉以死亡的方式实现了他以生存的方式所不能实现的影响力，他的自杀代表了一种决绝的、武断的、挥之难去的旧式心理。从某种意义而言，在卢武铉投崖的这一天，潜藏在东亚各国发达与繁荣表象之下的旧日幽灵，突然闪现了一下诡异的面容，随即消失无踪。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追踪这些幽灵的脚步，深入依然旋绕在亚洲转型社会之中的重重迷雾，以寻求与它们在光明之下冰释前嫌的可能。

媒体评论

卢武铉有清廉正直的声誉。他曾是一位致力于保护人权与劳工的律师，并被认为是一位在政治上特立独行的人士，他在年轻选民的民族主义与反美情绪推动下当选总统。但他努力使韩国摆脱长久依赖美国的传统，这让许多韩国人感到不满。

——纽约时报

去年还是韩国总统的卢武铉自杀身亡，这不仅对他的国家、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来说都是一个悲剧。卢武铉也不是唯一蒙上阴影的亚洲前任领导人。在其存在之处，亚太民主政体还过于脆弱，经不起这样的接连冲击。在左、右翼对峙多年的韩国，危险在于，社会分裂可能变得近乎不可调和。那将加重卢武铉去世的悲剧色彩。韩国政府不应允许出现这种情况，而是应当推进法律改革，使公众确信：没有人，即便是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那样的话，如果今后的领导人受到调查或指控，大家都会相信，起作用的是司法程序，而非政治程序。

——金融时报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杀这一事件给他的支持者带来了震惊、悲伤与愤怒，也给现任总统李明博的新政治改革前景带来了冲击。并不是所有的韩国民众都愿意哀悼卢武铉，因为卢武铉在执政时期引发了韩国内部分裂不合，给韩国政界和商界的既得利益者带来了冲击。如果李明博和目前执政的保守政党不能妥善处理卢武铉支持者的愤怒情绪，此事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和动荡，从而使正在奋力摆脱全球经济危机冲击的韩国脱离复苏之路。

——华尔街日报

卢武铉生前大事记

1966年，毕业于韩国釜山商业高等学校；

1975年，靠自学通过司法考试；

1977年，任大田市地方法院法官；

1978年，开办律师事务所；

1985年，发起成立“釜山民主市民协议会”并担任常任委员；

1988年，当选第13届国会议员(民主党籍)；

1990年起，任民主党企划调整室长、发言人、青年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最高委员、副总裁；

1993年，任民主党最高委员；

1997年11月，任政治国民会议副总裁；

1998年，当选第15届国会议员；

2000年，任韩国海洋水产部长官；

2001年9月，宣布参加韩国总统竞选；

2001年10月，任新千年民主党常任顾问、最高委员；

2002年7月，成为新千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2002年12月，当选韩国第16届总统；

2003年2月25日，正式出任韩国总统；

2004年3月12日，韩国国会以法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弹劾动议案，卢武铉即被中止总统权力，由国务总理代行总统权力；

2004年5月14日，韩国宪法法院对弹劾案做出判决，宣布驳回国会提出的总统弹劾案，卢武铉将立即恢复行使总统权力；

2007年2月28日，递交退党申请，正式退出开放国民党；

2008年2月25日，正式卸任韩国总统；

2009年4月初，卢武铉承认妻子权良淑2007年收受朴渊次100万美元。卢武铉的侄女婿延哲浩也承认从朴渊次处收受500万美元；

2009年4月30日，以嫌疑人身份前往最高检察机关大检察厅，就所涉受贿案件接受检方问询。

（资料来源于互联网）